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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镇声音】思科巢巍忠：共享创新技术 助力中国数字化转型******

　　光明网讯（记者 丛芳瑶 梁天天）11月9日至11日，2022年世界互联网大会乌镇峰会在浙江乌镇举行。思科大中华区副总裁巢巍忠就“助力中国数字化转型，与世界分享数字经济的机遇与红利”等问题接受记者采访。

　　记者：参加9届世界互联网大会，您有何感受？

　　巢巍忠：9年来，思科参与世界互联网大会，既是来倾听、学习，也是来分享的。

　　从2014年举办至今，世界互联网大会毫无疑问是中国互联网行业的顶级盛会。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平台，可以方便国内外互联网大厂相互交流、和政府保持沟通、了解政府政策法规、互联网新技术，有利于让互联网企业建立一个服务各行各业未来发展的目标和共识。

　　记者：您认为目前中国互联网发展状况如何？

　　巢巍忠：中国互联网发展的质量和速度全世界有目共睹。中国许多互联网公司在全球都有巨大的影响力。

　　中国互联网发展多年，在互联网的众多领域为全球贡献了许多创新的技术和思路。中国产业的转型升级和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也为互联网和数字技术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巨大助推力。共享经济、教育普及、生产力服务等新技术的应用改变着企业、政府和个人的同时，也让他们真正受惠于经济数字化转型所取得的成果。我相信在接下来的发展中，这也是我们整个互联网行业需要去努力的方向。

　　记者：今年大会的主题是“共建网络世界 共创数字未来——携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您认为互联网企业如何助力中国数字化转型，与世界分享数字经济的机遇与红利？

　　巢巍忠：思科进入中国近30年，见证了中国互联网发展以及数字经济的腾飞。作为互联网企业，思科一直致力于将最先进的技术、产品和理念带入中国，并深耕本地，与思科合作伙伴密切合作，服务中国客户。同时，积极响应国家政策，如“一带一路”倡议、“粤港澳大湾区”规划等。我们还专门组建企业出海团队加强粤港澳团队的协同合作。

　　此外，我们还与教育部开展合作，在2017年至2020年的3年内为中国教育投入价值约5亿元人民币等值的课程、师资培训、教学软件、教学平台和硬件实验室等，培养了约40万人次的数字化创新人才。

　　所以，作为互联网企业，积极为中国引入先进技术、产品和理念，培养人才，深耕本地，都是可以助力中国进行数字化转型的有效措施。

　　记者：在帮助中小企业发展方面，您认为互联网企业应该怎么做？

　　巢巍忠：从思科角度来说，我们认为中小企业是一个潜力无穷的市场，我们也会在这个市场投入更多产品，帮助中小企业找到适合本身发展的解决方案。同时我们还会积极培养人才，帮助中小企业去加快数字化转型，提高数字化能力。这是我们一直在做的事情。

　　记者：您认为这次互联网大会对中国未来互联网发展会带来怎样的影响？对世界又有何意义？

　　巢巍忠：我觉得世界互联网大会的举办对于中国和世界来说都有积极的意义。这次大会的主题是“共建网络世界 共创数字未来——携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其实已经非常明确阐述了中国在未来数字化建设方面的目标。

　　作为互联网企业，我们非常高兴能够看到国家将数字化建设作为国家层面的战略之一，未来我们也将帮助更多中国企业加速、加快完成数字化转型，引进更先进的技术、培养优秀的人才，共同推动中国企业的数字化进程，助力打造一个更具包容性的未来。

网络募捐不能违背公序良俗******

　　□ 金泽刚

　　近日，江秋莲与刘暖曦(曾用名：刘鑫)生命权纠纷案在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迎来终审宣判：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刘暖曦需赔偿江秋莲各项经济损失49.6万元及精神损害抚慰金20万元。从法律上讲，该案已画上了句号，但案结事未了。随后刘暖曦通过微博就赔偿款发起网络募捐，引发很多网友愤慨。目前刘暖曦账号已被禁言。这起事件也引发了公众对网络募捐所涉法律问题的关注。

　　根据我国慈善法相关规定，慈善募捐，包括面向社会公众的公开募捐和面向特定对象的定向募捐。由于慈善的公益特性，决定了自然人主体并不具备慈善募捐的资格，因此个人在微博就赔偿款进行募捐，呼吁网民进行打赏不属于慈善募捐的范畴。此类行为在性质上可定义为通过网络的个人求助行为。

　　对于他人发起的求助，社会大众或出于同情、怜悯等缘由而给予其物质帮助，这在性质上归属于民事赠与，对此，法律并未禁止。当然，民事法律行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等基本原则，求助人不得采取欺诈等方式向他人求助，以获得捐款，还应当遵照事先说明的用途使用募捐款项，否则构成民法上的“欺诈”，即诈捐，诈捐是要承担相应法律责任的。

　　与此同时，我国民法典规定，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不得违反法律，不得违背公序良俗，违背公序良俗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就此案来说，法院的判决已明确了其中的是非曲直，也尊重了人民群众朴素的公平正义观念。司法判决弘扬的是人间正气，呼唤的是社会良知，热心助人者应该得到补偿和认同，自私冷漠者必须得到批评和惩罚。这不只是司法判决的法理所在，也是社会公序良俗的必然要求。

　　2021年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深入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裁判文书释法说理的指导意见》中指出，各级人民法院应当深入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裁判文书释法说理，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理解立法目的和法律原则的重要指引，即司法判决就应彰显公平正义，鞭挞丑恶自私。由此案说开，如果其他案件的当事人也因违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中华传统美德的行为，对他人造成伤害而被法院判处承担赔偿责任，但又就赔偿款进行网络募捐，那么这一行为其实就是在向社会公序良俗发起挑战，在向社会主流价值观发起挑战，对此，相关网络平台要严格依据《网络信息内容生态治理规定》《关于切实加强网络暴力治理的通知》等相关规定，承担起相应的法律义务和社会责任，对相关当事人的一些偏激言论，乃至后续的网络募捐行为作出必要的限制和监管。

　　同现实生活中的“讨要”不同，网络属于虚拟空间，在网络上的“求助”不仅求助对象广泛，明显带有社会公共属性，而且便于美化自身角色，从而容易博取同情，进而获利。因此，对网络平台上的求助行为，特别是网络打赏等经济活动的监管亟待加强。对于是否将个人募捐求助纳入慈善法的规制范畴，值得进一步探讨。如果立法条件尚不成熟，亦可考虑在目前的《社会救助暂行办法》中增设关于“网筹型个人求助”的内容，因为完备的社会保障制度和慈善制度在外延上应当包括个人求助制度，个人求助的核心在于个人求助权利得到保障和实现。

　　无论如何，从目前的法律规定来看，不是什么钱都能在网上“讨要”。网络求助同样应当遵循民事行为的基本准则，而且，网络求助应当留给那些真正需要帮助的人，不能让网络平台为违法担责者博取同情、获取财物提供帮助。

　　(作者系同济大学法学教授，上海市嘉定区法学会副会长)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